这种新的绝对性建立在人民可以为自己所欲（Wollen）的一切事情这种观念基础之上。

《土地管理法》自1986年以来，经历三次修正，第四次修正案草案也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阶段。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

1988年宪法修正案第二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这种漂移又倒逼修宪，给漂移预留更宽阔的空间。谢哲胜：《准征收之研究--以美国法之研究为中心》，《财产法专题研究（二）》，元照出版1999年版，第227页。国家对富农经济采取限制和逐步消灭的政策。现有的国有土地不敷城市化之需，于是，各地国土资源部门纷纷成立土地储备机构，专事土地收购储备和一级开发，然后出让给需要使用土地的公司或个人，一级开发就包括土地征收，这已成常态化机制。

公社的社长，就是乡长。[19]每次修正渐次提高征收补偿标准，但也渐次限制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的范围。税收法定主义不仅贯彻了国家权力源于人民的宪法理念，也是人民主权原则的宪法价值理念对税法提出的基本要求。

可见，税收法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法治建立和完善的过程。税收法定主义所体现的宪法秩序，集中表现为财税领域内国家与人民之间的法权交换与制衡关系。义务模式就是在宪法中仅规定公民有纳税的义务，没有关于征税的原则、制度等规定。实现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的宪法秩序，一种途径是完善权力自身的运行机制以防止其偏离正确的运行轨道，另一途径是对权力施加外部约束以防止其僭越行使的空间危害公民权利。

[13] 王士如：《中国税收立法的宪政思考》，载《政法论坛》2009年第1期。国家在行使税收权力时应听取纳税人意见或建议、考虑纳税人的愿望，以此作为对税收宪法民主要求的回应。

税收法定主义对于满足和实现宪法这两个方面的功能提供了契机。它不仅符合税收法治主义的精神，还可以充分发挥税收合宪性的功能，实现税收的保障功能和限制功能之间的平衡。宪法的高级法地位使其成为一切法律的依据，税法自然不能例外。税收法定主义是在反对随意征税、限制国家权力以维护公民财产权利过程中产生的。

[36] （二）选择合理的税收法定主义模式 尽管许多国家在宪法文本中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宪法渊源，但各国税收法定主义的具体模式有所不同。[29] 毕金平、刘军：《论我国宪法中税收条款之构建》，载《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8年第2辑，第43页。[23] [英]洛克：《政府论》（下），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8页。作为落实宪法税收原则的制度安排，税收法定主义是实现税收宪法秩序必须遵循的圭臬。

毋庸置疑，宪法规定纳税人的纳税义务能够保障国家的财政收入，提高税收的强制性。如洪都拉斯宪法第351条规定税收制度应根据纳税人的经济能力，遵循合法、按比例、普遍性和公平诸原则。

[21] （一）税收法定主义的民主理念 税收法定主义产生的过程，就是人民捍卫自己的财产权利和实现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税收公平的历程。[30] [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48—49页。

在现代法治国家，征税权源自宪法已是一种国际趋势，税收有效性不是来自于国家强制力量，而是来自于税收的合宪性。根据人民主权原理，公民的纳税义务并不意味着公民丧失了国家主人的地位，公民的国家主人地位要求其在承担纳税义务时，与之相伴而生的是权利的享有，这种权利是其作为国家主人地位的表现。保障公民宪法财产权就是保障公民私有财产权与保障公民由赋税而产生的纳税人权利，这种在财产权问题上发展起来的基本权价值远远超过了财产权本身的价值。有法必依的法治方针形成的则是税收程序合法原则。[2]由于宪法学与财税法学的研究内容和对象有所不同，二者对税收法定主义研究的侧重点必然存在一定差异。[31]随着税收立宪在各国的确立，税收法定主义日益落实到税权行使的一切活动之中。

税法是落实宪法关于财税制度的重要法律，税收法定主义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则是宪法价值在财税法中的具体体现。[2] [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50—54页，第48—49页。

由此可知，税收法定主义就是为了保障人权而诞生的。选择何种税收法定主义的模式除了取决于对征税权和税收实质的理解外，还有赖于对税收合宪性功能的认识和运用。

自此之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进一步提出了基本权功能的理论，认为基本权不仅是公民被动地防卫国家的权利，而且还包括主动请求国家给付的权利，与公民享有的这种请求权相对应的是国家的给付义务。如我国《宪法》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纵观世界各国，任何实行税收法定主义的国家，都必须首先在宪法文本中确立税收法定主义的宪法渊源，并选择合理的税收法定主义模式，这是构建税收法定主义必不可少的宪法要件。税收法定主义宪法渊源的确立具体体现为税收立宪。之所以如此，是由财产权作为一项基本权的性质和功能决定的。如秘鲁宪法第77条规定所有人都有缴纳应纳捐税和平均承受法律为支持公共服务事业而规定的负担的义务。

[21] 秦前红：《论宪法上的税》，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它是税收法定主义的元规则，可以从实体层面对征税权进行宪法性约束，为避免征税权代议制异化为集团性强权政治，使得在宪法层面从程序和实体的两维视角寻求征税权约束的外在规范成为可能和必须。

[16] 参见台湾司法院秘书处编：《西德联邦宪法法院裁判选辑》（一），台湾司法院1990年版，第106页。税收法定主义在税收权力方面体现的宪法秩序表现为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

税收合宪性的保障功能和限制功能是辩证的。只有每一个人都能够把宪法规范作为自己的行为指南，把宪法价值作为自己的价值信仰，宪法价值共识才能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共识，从而引领社会共同体宪法价值的确立。

虽然税收法定主义直接保护的是纳税人的财产权，但由于宪法上的财产权处于公民各种基本权利中的核心地位，是其他基本权利的基础，对公民财产权的保障为保护公民其他宪法基本权利提供了前提条件。税收法定主义不仅是税收领域实现人权保障的重要途径，而且为保障公民其他领域的人权创造了条件，它直接保护公民的财产性权利，通过保护这种财产性权利间接地为保障公民其他人权奠定了基础。在综合模式看来，为了维持国家管理的财政开支，公民应当承担纳税义务，但为了避免强大的征税权对纳税人造成不应有的损失，需要寻求强制性的征税权与公民的纳税义务之间平衡，因此宪法在规定公民纳税义务的同时，还规定了征税权应遵循基本原则和制度。如有法可依的法治精神注入税收法定主义形成的是税收要素法定。

另一方面，税收法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法治精神影响而产生的，是法治精神在税收领域实践的结果，它不仅使法治精神转变为一种现实，而且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法治精神的发展和完善。人民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和结果，凡事皆出自人民，并用于人民。

纳税人是税收的受益人，他们让渡自己财产权的前提就是由他们来决定征税事项，纳税人或其代表通过参与税收权力运行的过程来实现税收民主。限制功能防止税收行为的恣意行使，主要通过设定一些基本原则或制度对税收进行规范和制约来达成。

未经人民自己或其代表同意，绝不该对人民的财产课税。（一）确立税收法定主义的宪法文本依据 布坎南认为，立宪选择是重要的，无论是政府、个人还是非政府实体的行为，能够通过深思熟虑的立宪层面上制定的规则加以约束。